消费降级，现实还是假象？
消费降级的错觉源自社会焦虑，即便消费升级趋势板上钉钉，也暂时无法缓解。
一位研究员朋友在做一个有关消费降级的调查，他调研的主要人群是中等收入人群。他对我说，这些调研对象普遍提及一个观点：消费降级没必要逃，也没法逃。
“消费降级”一词近期频频出现，高峰期在拼多多充满争议的上市风波。刚刚上市就被扣上“消费降级”帽子的拼多多，因为平台存在山寨假货产品，被全网舆论所抵制。
拼多多的问题在于用山寨低价商品满足低端城乡消费群体，中等收入人群每人每日收入下限为10美元，即月收入为1800元左右，这意味着，拼多多的用户涵盖了很大一部分中等收入人群。事实上，拼多多号称用户覆盖3.4亿，这意味着，每四个中国人，就有一个人在使用拼多多。
很多人认为，拼多多的火爆，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消费降级通道。但这真是事实吗？这或许是一个假象。
消费确实转向了
消费降级目前并没有权威的定义，但消费升级在经济学中有严谨定义：消费升级一般指消费结构的升级，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，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。
用通俗的话说，消费升级的意思是，消费生态从有形物质品转向无形服务品、从注重量的满足朝着追求质的提升这一方向切换。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.8万元，城镇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.4万元和1.1万元。在居民消费支出中，依然是传统消费占据主导，食品、居住类消费占比分别在30％、20％左右，交通通信消费占比也超过10％，加上服装类和日用品类，传统消费占比约为78％，而以教育、文化、娱乐、医疗保健为代表的新兴消费，占比仅在20％左右。
中国居民传统消费比重为78％，这明显偏高。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，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和法国的传统消费占比均低于我国，这些国家的新兴消费占比普遍在30％左右，高于我国的22％。
不过，从这些年来中国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涨幅看，食品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很小，但教育、娱乐、文化、交通、通信、医疗保健、住宅、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涨幅较大，全社会的恩格尔系数在下降，这其实是消费升级的一个体现。
如果将消费降级作为经济学含义中消费升级的反义词，那么消费降级这个判断其实并不成立。
不同人群的消费习惯不同。年轻人消费与收入强相关，老年人消费与习惯强相关，中年人是最理性的消费群体，他们对自身当下的收入情况和未来收入预期，是判断中国人消费降级是否属实的一个重要群体。
只要处于正常生活轨迹，中年人普遍承受住房、教育、医疗这些消费大头，这些费用近些年来水涨船高。不少城市新中产在承担着高额房贷车贷的同时，还要背负养娃、医疗和养老的负担，典型的“有资产，但不宽裕”。
这些开支中，最大的支出可谓是住房贷款。持续的城市化、80后、90后步入婚育高峰期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，而动辄百万元计的房产往往是许多人一生最为庞大的一笔支出。
央行历年统计数据显示，居民杠杆率（居民部门债务余额/GDP）2008年时为18％，到了2018年一季度已经上升为50％。在居民贷款里，高达70％以上都是中长期的房贷。从2017年开始，不少人开始通过消费贷购房，消费贷大量流入房屋首付之中。你可以理解为有能力购买房屋的人群增多了，但另一个理解是需要偿还房贷的人大大增加了。
另一组数据是，过去两年，家庭债务上升了8％，而政府和企业债务则分别才上升了4％和1％。房地产去库存，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财务状况得到大幅改善，但更多人加入了偿还房贷的队伍中。
中国人对教育的投入全世界闻名，教育的投入也是个人收入的一个主要吸水海绵。医疗费用更不用说，因病返贫是事故不是故事，为了免于陷入这样的事故，越来越多人将保险和定期医疗费用列为刚性支出。
再来看代表着消费升级的服务类消费，如文化、旅游、养老、家政等消费的数据。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，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8.26亿人次，同比增长了11.4％，旅游收入2.45万亿元，增长12.5％；全国电影票房320.3亿元，观影人次达到9.01亿，分别增长17.8％和15.3％。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支出增长了39.3％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（SUV）销售同比增长了9.7％。包括旅游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％以上。
三大刚性支出的逐年攀升，加上服务消费需求增大，降低了基础实物的日常消费。
降了什么？
既然从宏观层面上看，中国的消费结构事实上是优化了，离橄榄型社会越来越近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有关“消费降级”的社会层面探讨呢？
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，出现了主力消费群体（80后群体）大面积厌恶消费现象，即使收入增加，消费也没有随之增长，使得日本的经济一直陷入低迷，只能靠出口拉动带动经济增长。
日本消费品行业后来形成了一些自有规律，典型的趋势是本土化、强性价比化、强调消费者心理感性诉求。
日本社会受西方影响很深，西方商品带来一个历史时期的炫耀性消费风潮，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本土品牌涌现，它们在与国际大牌的较量中胜出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；本土品牌开始强调高性价比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，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判断力也逐步增强，供应链效率提升使得零售环节缩短，消费品的性价比增高；日本的消费单位从家庭变为个体，消费风格从追求一致到彰显自我，商品精神属性增强。
从去年开始，新零售风潮开始在中国兴起，其核心本质在于利用互联网平台和AI、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力量，以高效和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范围内产业链条的缩短和高效重组，打破线上线下界限、店仓一体化，用更低的成本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需求，并营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新场景，满足个人对商品消费的精神需求。
这与日本本土品牌追求“更好更便宜”的诉求本源是一致的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已经可以在更多的线上线下平台上找到如春笋一般冒出的“平价高质”消费品，在价格和品质之间寻求平衡点，不为无谓的溢价买单。本质是商品品质与价格回归到合理定位。
值得特别强调的是，这一轮零售升级的重点是日常消费频率高的消费品和消费场景。消费者心态的变化和技术的成熟共同推动了商业模式的改变，降的是单价和成本，升的是服务和体验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
既然在付出相同的价格，收获的消费体验越来越好，消费品质越来越高，为什么中国人还如此焦虑？
另一位宏观经济研究员对我说，消费降级的错觉源自社会集体焦虑，而这种集体焦虑的原因，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焦虑均有涉及。
个人层面的焦虑包括：房贷过重、看不起病、养不起老、工作压力大等；社会层面的焦虑，则聚焦在物价涨得比工资快、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、社会资源不均衡引发的被剥夺感、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几方面。
个人层面的焦虑，直接导致了很大一部分人转变了消费观念，从炫耀性消费，转变为务实消费，社会层面的焦虑，则衍生了“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不敢消费”的集体情绪。
这也解释了文首人们普遍表达的“逃避”观点，商业角度的消费趋势改变对消费者是好事，没必要逃避，但宏观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焦虑，则是消费者主动收缩基础消费品总支出的根源，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方面政治经济因素，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经阶段，换句话说，这些焦虑无处可逃，只有面对。
此时再来解释拼多多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消费降级就简单多了。拼多多覆盖中国3.4亿用户，且主力群体为四五线城市及城镇乡村居民，这恰恰意味着，很多原来不用电商的人开始用电商了，这是一种进步。
拼多多的问题在于，它走得太急，在追求低价高品质的道路上，它为山寨提供了温床。制定商业目标和执行完成目标路径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，其间随时面临多重挑战，诱惑也无处不在。一个好的结果是，这家商业公司可以尽快矫正成长道路上犯下的错误，也只有这样，它才可能达成商业和社会的双重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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